【中国近代保险史】近代保险的短暂兴盛之保险业的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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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现代工商经济的中心,保险市场最为活跃和繁荣。上海棉纺织业、烟草业、百货业发达,对保险有广泛需求。30年代,上海市场上的保险种类十分丰富,人身保险方面,有人寿保险、终身保险、养老保险、教育保险、婚嫁保险、资富保险、团体保险等;财产保险方面,水险有船壳平安险、船壳尽失险、运输平安险、水渍险、海盗险、兵险,火险有厂栈险、房产险、货物险;此外还有汽车险、飞机险、兵灾险、盗窃险、信用险。
1933年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的工作照
上海人寿保险市场获得了较快发展。根据中国、天一、太平、永安、先施、泰山、华安、宁绍等8家兼营或专营寿险业务的华商保险公司的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起,各保险公司有效保额、保户人数、保费收入三项指标都稳步上升,投保者职业分布依此为:商人、官吏、教育界、职员、自由职业、军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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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梅兰芳赴苏联演出的保险单
上海保险业的“大本营”是由字林西报馆建设的外滩17号字林大厦。“远东保险业的领袖”史带的公司设在字林大厦,自己也长期租住在这里。字林大厦中各国保险公司不下二三十家,洋商组织的上海火险公会,上海水险公会,华北汽车险公会也设于此地,是上海保险市场的运作中枢。
字林大厦
南京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后,1935年有7家华商保险公司设立了共8处分公司或分局,保险代理商15家。华商保险公司在南京设有保险业同业公会,有会员公司15家。
华东地区的江苏、浙江两省保险业较为发达。在江苏,1935年南通、响水口、徐州、泰州、常州、常熟、清江浦、盛泽、宿迁、扬州、无锡、新浦、溧阳、宁海、嘉定、镇江、苏州等市镇均设有华商保险代理机构,常州、镇江、苏州、无锡分布尤密。在浙江,保险代理机构遍布省内数十个主要市镇。杭州一地保险公司有40余家,从业人员及保险掮客不下2、3千人,“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经理人更如恒河沙数”。江西保险业则规模较小,主要在南昌和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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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华北保险业中心。1931年初,天津的中国火险公司有7家,洋商有130余家。到1935年,华商保险公司在天津设有14家分公司。天津华商保险业同业公会于1931年成立,会址位于法租界中街44号。
北平、青岛、济南、郑州等,也是北方保险业较发达的城市,有多家华商分公司和代理商。在河北省,唐山、秦皇岛均有华商保险公司的代理商。在河南,除郑州、开封外,保险代理机构则见于信阳、陕州、许昌、渑池、偃师、义井铺、驻马店、归德等处。
怡和洋行天津分行注册登记表
汉口是华中保险市场中心。1931年春,汉口市保险公司为37家,其中14家为华人创办。汉口工业发达,火险市场规模较大,1933年汉口申新纱厂的火险赔款达到了121.3万元,是当年国内赔款额最大的一宗。
华南保险市场以广州为中心。1935年底统计,广州外商保险有69家,华商25家。另外,石歧、台山、汕头等地保险业也较为发达。1934年广东省包括寿险、火险、水火险、意外险、水险等险种在内,共投保24,008件,保险金额达274,574,470元,保险费收入为7,454,57元。
重庆是长江上游中心城市,保险市场以外商经营为主。重庆是长江水运集散地,水险事业因此而发达,但市场规模还较有限。根据1936年的调查,重庆全市保有火险者不过212家,保险额总计316万余元。
大连是东北保险业中心之一,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合计达200多家,但洋商保险占据了大部分份额,华商保险业数量极少。哈尔滨及奉天、营口、沈阳等地,也是保险业较为集中的东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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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保险业在东南沿海以及华北、东北、华南等地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自沿海向内陆,保险业的发达程度呈递减态势。在一些内陆地区,保险机构只有零星存在。
1937年香港联泰水火保险有限公司保险单
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近代中国保险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保险业务,殊臻发展,而同业之努力,亦足称道。如增加资本,改良制度,选派人员赴欧美考察,与海外著名保险公司直接订立再保险条约等等,此外政府及社会各界,亦积极协助,如保险法之修改,保险业法之订定,保险业监理局之筹设,国营保险事业之建立,凡国有财产及银行钱庄之放款押款投资,或其他信明担保关系之工厂、商号、房屋、轮只、货物等财产,尽量纳入华商公司之承保范围”。华商保险虽然还不能与洋商并驾齐驱,但保费收入已占到40%。随着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保险短暂的兴盛时期也随之结束。
本文节选自《中国近代保险史》。
编辑:于小涵
首先,本书对19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近代保险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大量发掘、利用档案、报刊等各种中外文献,在充实的资料基础上,对中国近代保险业的相关史实进行了辨析,分阶段考察了中国保险业的演变进程,全面论述与突出重点相结合,较为细致地展示了这一阶段中国保险业的整体发展面貌。
其次,本书对一百多年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特征和规律进行了初步总结和认识。该书将中国保险业的演变进程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乃至社会观念变革结合起来进行认识,既揭示西方保险业对中国近代保险市场的控制和垄断,也考察了民族保险业跌宕起伏的演变过程,还探讨了保险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及其本土化问题,等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新意的学术观点,对中国保险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具有启发意义。
最后,就内容而言,这本书既有对保险企业的考察,也有对保险市场的探析,除了介绍外商保险业和华商保险业的发展历程,还关注到保险同业组织、保险监管制度等以往研究中较少注意的方面。此外,书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保险制度和保险事业进行了专门介绍,对现代保险知识在中国的建构过程和保险学术研究等也做了专题论述,更全面地呈现出1949年前中国保险事业的丰富面貌。
总之,该书既是对二十多年来中国近代保险史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也为下一步中国保险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起点与讨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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